刘锡瑛

1894-1966

著名电气工程学家。1917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后赴美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入北洋大学任教授。1935-1951年，历任北洋大学电机系系主任、北洋大学教务长、教务委员会主任。刘锡瑛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殚精竭虑，团结师生艰苦奋斗，为北洋大学和电机系的成长发展和优良学风的形成，为培养大批杰出人才，贡献出卓越的才能。自1951年起，历任天津大学教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等职，为天津大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在学校里，他早起晚睡，勤奋好学，加之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在课外他还大量阅读书籍。1917年，他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但由于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已无法供得起他上大学，甚至连每月十数元的学杂膳宿费用都难以保证。但生活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少他求知的欲望，他发奋苦读，成绩优异。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大学未毕业，便决定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可是1920年留学考试的专业，没有他所学采矿专业，他就想改考电机专业。采矿专业所学的数学程度较低，达不到电机专业的要求，于是他便抓紧考试前的几个月时间，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数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

刘锡瑛对教育事业的专注执著是有目共睹、广为称赞的。1925年春，他归国来到天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得知后，便找到他，表示愿以高薪聘用。但是，他考虑洋灰行业非己专长，另外对象启新这样老牌的官商性质的大企业有所反感，于是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中，受聘于杨育平长校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物理和机械教员。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启新，但工作性质符合自己的志向和性格。是年11月底，由于战乱，刘锡瑛受聘于私立冯庸大学，担任电机学系教授。

1937年7月9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奉民国政府教育部之令迁往西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又值暑期，正在滦县故乡休假的刘锡瑛未曾接到院方内迁的通知。当他回津得知消息后，决定投奔西北临时大学，在历尽千辛万苦后于10月11日达到西安。这时，西北临时大学已经开学。他在一家小旅店临时安顿下来，即接受了教学任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根本谈不上发工资。但教师们深感因难当头，非但不计较待遇高低，而且教课非常认真，他同大家一样，干劲十足。

1938年春，同蒲铁路南端的风陵渡失陷，日军进逼西安，西北临时大学迁到大巴山区的城固县。刘锡瑛因胃病严重，未随迁，滞留在西安治疗。他惦记着学生们的课程，大约过了半个月，他的胃病稍有好转，便匆匆赶到了城固。大巴山自然环境优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但办学条件比西安更差，连电都没有，交通也不方便。他和大家一起挤在借用的“中山堂”里的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安身之处不过两平米左右。

是年暑假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女子理学院。刘锡瑛任西北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他白天教课，还要处理系务、所务，晚上还要借着油灯或土蜡的微弱灯光批改作业、备课。

1948年末，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国民党在华北一带的统治大势已去，刘锡瑛坚决反对学校南迁。刘锡瑛家在冀东，从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之日起就切身体验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民众的不幸。及至抗战爆发，对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诸多事实早有所闻，面对现实，他的心是倾向共产党的。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天津，并以北洋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和师生们一起保护着学校，准备迎接解放的曙光。

徐庆春

1901-1982

著名电气工程学家，中国电力系统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电机系毕业，归国后相继在东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任教。自1948年起一直在北洋大学和天津大学任教授，曾任发电教研室主任，电力系副主任。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考察和研修一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力系统学科研究生导师，自1959年率先指导研究生。曾任国家电工学科规划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发电组副主任委员、是中国第一个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的筹建者。他一生为电力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01年生于东北的徐庆春，一生饱经战乱，也更深刻地体验到新中国成立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在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徐庆春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尽管曾留学日本，精通英、日、俄、德多国语言，但抗战时期学生们没听到他讲一句日语。新中国成立后，徐庆春加入民盟积极参与到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并投身电力系统专业建设。上世纪60年代初，已是知天命年纪的徐庆春在任国家电工学科规划组组长时，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电力事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更需要对电力系统工程的深入探索研究，因此在培育人才的同时他开始着手建设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并在理论上开始进行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探索研究。

在余贻鑫的回忆中，导师徐庆春甚至“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但正是因为他在苏联进修时收集整理了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获取了实验室建设的一手信息，才得以在回到天大后筹建了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供学校教学实践，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试验场所。在理论上，徐庆春也提出了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新概念，并进行相应的研究。他的这种将教学、科研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包括余贻鑫在内的师生。

经过不断地改造和更新，如今这个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为智能电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学科科研和育人的重要基地。而徐庆春到余贻鑫一脉相承的“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科研思想和路线也深深地烙刻在团队每位后来者的心中。

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对学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和探索精神的人一个真正的学者。1954年徐庆春的儿子赴前苏联攻读大学。寒冷的气候、陌生的语言和简陋的生活环境让当时年富力强的他觉得非常辛苦。令他没想到的是1956年父亲也来到莫斯科动力学院电能系进修当时的徐庆春已年届60高龄。父亲在莫斯科学习两年除了让他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外最令他瞠目结舌的是父亲竟然由完全不懂俄文的人变成了能够自如运用俄文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优秀毕业生”。父亲对于专业刻苦钻研的态度成为儿子一生崇拜的典范。俄文的人变成了能够自如运用俄文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优秀毕业生”。父亲对于专业刻苦钻研的态度成为儿子一生崇的典范。

儿子回忆道，在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从没有因为自己是独生子而娇惯他。原本父亲的工资很高但是自从儿子上中学后就一直要求他住校。那时家里住在西沽自己在南开中学就读往返就只能骑自行车。校内吃的也远不如家里自己还经常去粗粮食堂吃饭。住校的时候有很多臭虫。很多人都说他根本不像独生子特别是大教授的独生子。而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只是由于父亲说要训练你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爱子心切的父亲却能舍得儿子去吃这种苦实属不易。

天津大学教授贺家李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徐庆春仍是记忆犹新。他说由于徐庆春教授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给同学们开了很多当时的新课如运算微机、电波学、波导学等。徐庆春授课可以不在黑板上写一个中文字这种功力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徐庆春一直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学术领域。对于他来讲研究之路漫漫长途终其一生都无法穷尽。这位学者以其对科学的执着积淀着自己的风范使其在这一领域终成大家。

他根据长期教学与科研工作经验参考前苏联研究生培养制度与实践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方法与指导思想。他的主要思路是严格要求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结合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的结合。他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强调导师的严格要求和研究生本人的主观努力要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徐庆春严谨科学的治学理念和做法对后来本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建立起着典范作用。徐庆春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他认为论文必须建立在一定理论高度提出的论点要有充分理论依据理论分析代表了论文的研究水平。因此他要求每一篇研究生论文都必须有充分的理论研究。同时他对论文的结构组成。、各个部分的重点表达方式都有具体要求并且亲自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连笔误和错别字都不放过。他对论文答辩程序亦有严格要求这些规定在后来成为规范的制度。

在前苏联莫斯科动学院进修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大量收集当时苏联电力系统专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学校科研的重要专题、研究动态及相关科学论文。有些论文和资料用照相机拍摄制成微缩胶卷带回国内供研究生和教师参阅。他经常查阅文献为每一个研究生列出重点阅读文献也要求学生定期查阅最新研究资料重要资料必须在阅读后写出笔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必要时做出资料卡片。这些方法对研究生提高查阅文献资料能力和掌握研究发展动向以及论文选题有很大作用。

徐庆春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他认为论文必须建立在一定理论高度提出的论点要有充分理论依据理论分析代表了论文的研究水平。因此他要求每一篇研究生论文都必须有充分的理论研究。同时他对论文的结构组成、各个部分的重点表达方式都有具体要求并且亲自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连笔误和错别字都不放过。他对论文答辩程序亦有严格要求这些规定在后来成为规范的的制度。

徐庆春对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严格的要求和定期的检查制度。要求学生自己制定每个阶段的学习和科研工作计划提交研究内容与工作进展的报告并且按照计划在每个阶段有时甚至是每个月都要进行汇报和检查。对于每个实验项目包括数据计算、实验设备准备与装臵研制、实验调试等工作都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并及时向他报告并且报告中必须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于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严格要求真实忠于实验和计算的每一个数据。

在研究工作的每一阶段，徐庆春都非常重视学术讨论与交流不仅是他与学生的交流也提倡学生之间的交流。他认为讨论不仅可以交流不同看法而且可以相互得到启发得出新的思路产生新的认识。因此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在重视论文理论分析的同时徐庆春还强调理论分析结果必学有实验结果来证实。他要求研究生在实验方案设计和实验设备研制当中必须通过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和现场调研利用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证实实验理论分析结论的正确。为此他专门要求研究生论文必须有动态模拟实验结果才能提交答辩。在当时条件下这一要求常常遇到困难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论文结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且这也是培养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

陈荫谷

1907-1976

著名电气电子学家，193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电机系教授、南开大学工学院院长。1952-1960年任天津大学电力系系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自1960年起，创建天津大学无线电系，任系主任、工程物理系系主任等职。曾在1953年与钱三强、华罗庚、梁思成、吕叔湘等25位中国学者一起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对科学研究、高等教育进行了考察。他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先后两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22年至1927年，他在江苏省立第七中学（省立南通中学）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在就读高中期间，他看到身边的同学远赴广州投身革命，便开始萌发了“吾身报国，亦自有时”的进步思想。当时，陈荫谷的家庭并不富裕，因此他一直抱着“多读一天即是一天”的想法，对功课不敢有丝毫放松。

高中毕业后，在母亲何红美的支持下，陈荫谷考取了当时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家庭由于经济困难不能支付他的全部学费，他便在大学里半工半读，通过做家庭教师赚取部分学费和日常生活费。在此期间，目睹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局面，陈荫谷立志要教育救国、工业强国，竭尽自我所能去获取新知识，以便能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文明而效力。从那时起，教育救国的理想便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七七”事变后，陈荫谷秉承教育救国的信仰，先后辗转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1946年8月，南开大学迁回天津，他又应聘到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担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

在教学实践中，陈荫谷不仅讲授前沿知识，还注重将苏联的先进教学模式与个人特点相结合，在学生中开展讨论式教学，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他讲课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不论上课还是做实验，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想问题。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出课程中的一部分重点问题让学生自己去看，在学生学习过后让学生来讲心得和体会、讲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来找错误、解决一些学生不懂的问题。当时学生们对上他的课都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必须在课下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课上讲解时还要理清思路、表达清楚，但大家都感到这样上课收获很大。

创建新系新专业，就有新课难课。每当这时，陈先生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开讲新课。例如，工程物理系创建伊始，陈荫谷主讲“核物理”“原子物理”等课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先生一发工资就带领学生到书店购买俄语版本的教科书，从不吝啬，而当时一本俄语版本的书要10元左右。凭着深厚的数理功底和在不断潜心钻研中提高的教学技能，他能把每门课都讲好。陈荫谷曾说过“只要国家教育事业需要，什么课程都可开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荫谷逐渐从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不顾个人安危，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学生运动正处在高潮，在亲身经历了一些学生运动之后，他深刻地意识到，在腐败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科学技术人才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他对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对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特别是在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接触过程中，他了解了党的政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遂从同情者转变为支持者。

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担任南开大学学生活动指导委员会主席期间，陈荫谷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活动，努力解决学生们的困难。在之后的两年，他总是不顾反动当局的注视，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活动。当时有个地下党员生病，陈荫谷以避免传染为理由，特别在南开大学的芝琴楼内安排了一个房间为她养病，同时也是为党开展地下工作安排了一个活动场所。后来，反动当局开出黑名单要逮捕学生，有的地下工作者就到陈荫谷家里暂避，然后再转去解放区。经他保护过的地下工作者有沙小泉、赵楷、夏炎等。天津解放前夕，曾有人劝陈先生到南方去，他不但毅然拒绝，还积极组织了电机工程系的护校运动。

陈荫谷在从教过程中，做人严肃正派，对待工作踏实认真，以身作则，虽然话不多，但是威信很高，众人皆很信服。他的所有备课笔记、课堂板书、批改的作业都是用蝇头小楷书写，字迹工整，通篇没有一个修改的地方，就和打字机打印出来的一样。每每批阅文件或者签字署名，他从来都是“惜字如金”，仅仅一个“榖”（繁体的谷）字便通行学校机关办公室和各部处。大家认为有“榖”字即表明陈荫谷定已审阅妥当，故应照办无误。见字如见人，他的为人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荫谷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同时又长期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他为人诚恳，平易近人，十分关心和支持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但本着对学生负责、对教育事业负责的态度，他总是极端负责，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特别重视抓好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对青年教师的言行教育和要求极为严格，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

院系调整后，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他带领教师们积极筹措资金，购买设备，加强实验室建设，组织进行前沿科学研究。他认真负责，对订购仪器的规格、数量都要亲自过问。他记忆力惊人，对系里的家底十分清楚，所有的资料都用一个资料柜保存。由于他工作以身作则，许多教师都努力效仿，逐渐培养形成了一支团结奋进、严格治学的教师队伍。

虽然陈荫谷对待年轻人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亦师亦友，但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他都不仅自律也对他们同样要求严格。同事、学生每每做完安排的工作和事项都要向他汇报，如果做不好还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在陈荫谷担任系主任的天津大学的三个系里，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这些人在后来的教学科研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有的还成为学校的重要领导干部。他的一位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同事，就提到“别看我和恩师关系密切，一直跟随先生求学、工作，但是从来公是公、私是私，关系再好也从未在先生家吃过一顿饭，从未给先生送过一次礼”“大家公认陈先生是系里最德高望重的人”。

陈荫谷工作上任劳任怨，从不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对工作上、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和教师，他总是尽力去关心和帮助。国家有困难，他从来都是积极支援。1963年天津发大水，陈荫谷就带头捐献了500多元，这对于当时他的家庭收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更是捐款捐物。有的教师家在贫困地区，经济上遇到困难找到陈荫谷，总能得到慷慨相助，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在这期间，陈荫谷也受到了不应有的迫害，被打为“走资派”，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要挑扁担干农活。即便如此，他也不埋怨自己受到的莫须有迫害的委屈。在一次被抄家的过程中，学生们前来保护他，他却对学生说“他们要抓我没关系，不用保护我”，送走了前来保护他的学生。他的这种泰然自若，反而让造反派胆寒，不敢过于为难他。后来，陈荫谷还被学生护送进当时无线电工程系半导体与元器件专业五班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保护。

据陈荫谷的弟弟回忆，他从不诉说自己的委屈，但却非常苦闷国家教育事业的损失、人才不能接替，担心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后退和经济建设的停滞，他忧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文革”期间，陈荫谷一度靠边站，虽然没有原先的名誉和地位，但他仍然不忘自己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1971年，无线电工程系开始招收和培养工农兵学员。针对工农兵大学生基础知识差、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他认真组织并亲自编写适用的新教材，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努力使他们能够成为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

叶培大

1915-2011

电子与通信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1949年﹣1952年任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1952年任天津大学电信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组建北京邮电学院。曾任该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叶培大先生蜚声中外，学术成就卓著，被称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为中国通信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抗战时期的中央广播电台，肩负着鼓舞民众、宣传抗日的重任，叶培大负责电台的技术保障，在工务科长钱凤章的带领下，参与了电台10千瓦中波机和单杆天线的安装调试工作，同时负责扩音器的日常维护事务。当时，电台播出的“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几乎成为中国向世界传播抗战声音的窗口，因此也成为日寇轰炸的重点。作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以及宋氏三姐妹经常到电台发表抗战演讲，叶培大就在旁边负责技术保障，却从未出过差错。抗战胜利前夕，他又考取公费赴美实习的机会，先后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北方电气公司，专注于杜黑特（Doherty）线路的研究。就在赴美的邮轮上，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回国之后，叶培大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负责广播技术工作。他主持设计、安装、调测了中国第一部100千瓦的大功率广播发射机，在射频末级巧妙地采用了他在国外实习时所掌握的高效率的杜黑特电路；同时他还主持设计完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菱形发射天线网的架设，实际投入运转时对北美、欧洲的发射效果都显示出良好的功用；当南京淮海路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大厦竣工后，他又承担了播音室播音系统的全面设计调试工作。

南京解放以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李强，看到叶培大主持设计的菱形天线网，当即就希望让其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时的叶培大已经回到北洋大学任教授，而李强考虑到新政权急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北京作为新的首都，广播却处于全面瘫痪的状态，同时又要承担向全国广播的新任务，面临电台扩建的需求，求贤若渴的李强点将，让叶培大到该局兼任工务处的技术顾问。这期间，叶培大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主持全国省级广播电台播音大厦的设计标准制定工作，还参与新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设计与施工，以及恢复扩建100千瓦双桥电台，这是当时北京最大功率的广播发射台。叶培大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借助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独立思考，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难题，加快了我国广播电台事业步入正规的步伐。

 新政权也赋予了天安门广场新的政治意义，由于举办重大庆典活动的需要，必须保证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听见毛主席的声音，需要重新设计安装广播系统，这就要求做到统筹布局，即不能有“哑点”，也不能有回声，但广场周围建筑较多，声音反射条件复杂却是难点所在。在资源匾乏的条件下，叶培大只能反复实地测试，不断修改设计方案，以便达到最优效果。根据后来多年的运行效果来看，这项工作是成功的。

解放之后，叶培大回到母校北洋大学任教，1954年参加北京邮电学院的筹建工作，并在该校任教终生。在谈及学生的成长成才时，叶老先生的眼中闪着光，由衷地称赞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建树。“您这一生，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我这一生做的工作不多。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坐在家里，我有时候也想：我这一生做了什么可以自豪的事情？可以自豪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学生。”叶培大先生如是说道。叶老对做教师、对讲台，叶培大先生有着一份深深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为了能在讲台上更好地把他的一生所学传授给学生们，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重点突出，脉络清楚，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一向严于律己的叶培大先生他在备课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课程的每章每节，他都要十分认真地进行深究细研，力求对每一环节都做到胸有成竹。写好教案之后，他还在家中常常进行自我试讲，或者对着镜子踱来踱去，或者用录音机录下反复检验。叶老先生还常在教研室和同事们一道参与集体试讲，互相督促，及时改进，真正把枯燥少趣的工科课程变成了人人乐于直耳静听的美妙体验。直到87岁高龄时，叶培大先生依旧每周两次、每次两节课时登上讲台，全程用英语给研究生们讲授光通信基础、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课等基础课。叶培大先生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自己亲自开设课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英文赏析》，北邮同学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从《威尼斯商人》到《仲夏夜之梦》，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哈姆雷特》，叶培大先生操着纯正的美语，神采飞扬、才思纵横。整整一个学期，年轻的工科生跟随叶培大一起，体验了一次美妙的“莎翁之旅”，留下了一段校园佳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叶培大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为振兴我国通信事业、加速信息化建设而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一生。叶培大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宽厚仁爱、严谨治学、笃志践行、享誉中外、桃李满天下，是“追求卓越、崇尚奉献”北邮精神的非凡代表、是全体北邮人心中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叶培大先生如今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人格魅力、敬业精神、师德风范却永远与中国通信事业通信，与他的满天下桃李同行，与光同行！

周炯槃

1921-2011

著名的光电与通信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信息理论研究的奠基人，通信网络理论研究的开拓者。1939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9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50年任北洋大学电机系兼职教授，1952年至1955年任天津大学教授，1955年奉调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授并曾任信息学院名誉院长。为我国通信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先生1921年1月5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崧厦镇。1939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9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那年先生十八岁），在校期学习间，他生活比较艰苦。国难家愁促使他一心发奋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在沦陷的上海求职困难，又因母在不便远游，只好改行到私营的天昌电化厂、新安电机厂搞电化学和电机制造。这使他拓宽了知识面。周炯槃很快适应了工厂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了业主的重用，薪水足以养家糊口。作为厂里不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周炯槃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找到了自己继续深造的“突破口”。然而，出国留学的事情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亲在不远游”，孝顺的周炯槃直到母亲去世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响彻中华大地，周炯槃用国民党官价公派出国留学。安顿好结发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深造。深埋了思亲的情义，周炯槃的生活内容除了学习还是学习。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从大洋那一边传来，周炯槃在校园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好在他已经将课程在一年内“啃”完了。背起装着美国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的简单行囊，周炯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的路。由此，开始了长达60余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生涯，为新中国的通信与信息事业展开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我国信息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是我国通信理论、信息论、通信网理论的带头人。

1955年，原邮电部准备创办一所邮电大学，就从当时的重庆大学和天津大学各调派一个系，连老师带学生成建制地迁到北京合并，这就是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的前身。就这样，周炯槃也来到了首都北京。 在北邮成立初期，由于师资力量奇缺，和好些教授一样，周炯槃成了一颗“螺丝钉”，教过许多课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无线电视广播专业任教的时候，曾在院里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电视台，比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还要早。这个供学生实习用的电视台，虽然主要设备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并不是很先进，虽然是为完成“国庆献礼”，设备并不实用，但却向国人证明，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视台，而且不折不扣地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有了这个“土”电视台的存在，使学生们在有机会真正“做电视”的时候，“手不生，眼不乱，心不慌”。 “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都很艰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下干校，不但身体上很苦，心里也难过；顺利的时候，工作很紧张，也是一样的艰苦。我从来没有感觉轻轻松松的时候。”周教授向我发出这样的慨叹。

20世纪50年代，周炯槃致力于电视技术研究。1958年，他率领团队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创建我国第一座实验电视台——北邮教学电视台；后又领导研制飞点扫描彩色电视实验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60年代，他开始转入信息与通信理论领域研究，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他指导完成对流层散射数据传输通信设备的研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指导研制报纸传真压缩传输设备，领导和建立了我国的数字化卫星报纸传真网。

周炯槃还是一名优秀教育家。北京邮电大学建立初期，他作为无线电系副主任，克服了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薄弱、实验设备不齐全、缺乏教材等困难，一个人开设了十多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注重从科研中提炼教材。1983年，他编著的研究生教材《信息理论基础》出版。该教材被评为全国邮电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并获得5000元奖金。周炯槃把奖金全部捐出，用作“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系特别奖学金”，资助优秀学子。

何振亚

1922-2010

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是我国数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任国家攀登计划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终身院士（ Life Fellow )。

修学之路坎坷不改青云之志

何振亚先生1922年7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西乡，自幼随父兄务农，仅在农闲时断续就读村塾，直至1936年才正式上小学，他发愤学习，一年后考入中学再过一年又考上省第三临时中学。1947年7月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电机系，获工学学士。是年8月，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扩充工程处中波机房任工务员。1950年入国立南京大学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电机系任助教，1953年晋升为讲师；至1981年，当了长达28年讲师并一直担任南工无线电系403教研室主任的何振亚，以其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经评审直接晋升为教授，同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何振亚教授被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代表政府聘为国家攀登计划重大项目“认知科学”的首席科学家。

深耕基础教学 坚守育人初心

1953年起，何振亚教授主讲“无线电基础”课程，他经常是每学期讲授两门课程，每年指导毕业设计5～8人，经常是同时讲两个大班（每个大班学生约130人）的“无线电基础”课，一个大班的“脉冲技术”课。每周上课18学时，还亲自批改各个大班中一个小班的作业、实验指导和辅导答疑，即使劳累得引发气管炎而咯血时他也坚持边咯边讲课，从不耽误上课。

何振亚教授无论上新课或老课，总是认真备课，自编讲义，精写教案，以致把全部内容吃透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他从不带书本和讲稿上课堂，一支粉笔在手，边讲边写，严谨流畅，诱导生动，包括冗长的数学公式推导，电路图、波形图的分析，都是信手写来，思络清晰，声音宏亮，板书清整，全体学生在惊赞之余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边听边记，课堂效率很高，受到历届受业学生的崇敬，同时以此身教言传，大大激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精益求精、力求融会贯通的学习积极性。

1981年起，他先后为研究生讲授过“网络理论”、“振荡理论”、“数字信号处理”、“图像数字处理”、“模式识别”、“多维数字信号处理”及“自适应信号处理”等课程，他总是认真负责，紧跟学科前沿，注重以科研带动教学，自编教材并不断更新内容，狠抓教学质量，全面关心研究生教育，潜心培养中青年教师。20年来，已培养出了博士后20名、博士50名、硕士65名，堪称我国电子学界培育高层次人才的一位高产优秀导师。2000年何振亚荣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及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前后有五位博士生学位论文获国家级和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奖。

何振亚培养研究生，以自适应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为研究方向，并侧重于基础性研究，以使学生能获得知识创新。他提出“苦思冥想、连续作战”八字箴言，鼓励学生“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宣讲为人要以“忍、让、诚、和”为准则，十分重视素质教育，所以，他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均深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不少人已担任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何振亚勤于总结教学经验，以供同行学者参考交流，已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学报》、《电气电子教学学报》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介绍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学术论文。

致力学术交流 享誉‘四多教授’

何振亚教授是中国电子学会会士、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副主席、信号处理学会副主任，他还兼任五个国内学报的编委、常务编务和主编，两个国际学报的副主编。退休前，他每年都出国参加本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了解学科前沿动态，访问了国外几十所大学并作学术报告，他先后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受到国际同行学者的推重。

高景德

1922-1996

著名的电气工程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苏联加里宁工学院技术科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先生在现代电能系统运行与控制的新理论与新技术的研究上成就卓著。他系统地发展了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开拓了电力系统稳定性和动态品质最优控制的学术领域和应用新方向，曾创造性地研制出国际领先地大型发电机线性最优励磁控制器。

十年内乱期间，先生成为“白专典型”，受到打击迫害，下放农场劳动，甚至被劝退出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的逆境下，先生只要在学校就每天稳坐在西主楼308门口的桌子前，雷打不动的苦心钻研，写出了40多万字的《串联电容引起电动机自激》的手稿，并在文革后很快出版。

先生对国内的同行和人才的提携也不遗余力！海军工程大学的张盖凡教授是1956年认识高先生的。那年秋天，他和东北工学院的高宝贤同志一块来清华进修，师从高先生学习电机过渡过程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当时先生正在写那本《交流电机过渡历程及运行方式的分析》的专著，同时给学生讲授这门课。高先生的这本专著，理论很深，包含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家在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就经常去请教他。他视学生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对大家提出的疑难问题很重视，除了耐心指导外，还要求大家多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提出怎样讲法更好懂的意见。

为了使著作更加完善，先生以油印讲义的形式作为教材发给学生，经过多次教学试用和反复修改后，才于1963年正式出版。高先生对这本书精益求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写成了我国在电机过渡过程理论方面的第一本经典著作，物理概念清晰，读起来津津有味引人入胜，其学术权威性至今不减。

张盖凡教授后来又把自己的学生马伟明送到清华大学电机系高先生门下读博士，先生在病中审阅了马伟明的博士论文，并写好了评审意见，只是不能主持论文答辩了。马伟明毕业后成为我国海军现代化武器研发的带头人，在41岁便荣任我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

先生还发现了冶金部自动化院的李崇坚是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主动吸收他为论文博士，并针对他的特点，要求在理论上要有较大的提高。该生担负的工程项目很重，工作非常繁忙，但先生指定他阅读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与参考书，写综述报告，一遍一遍地修改，直至满意为止。该生在读期间，除了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还结合工程项目在理论上提出一项控制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并将该方法用于工程实际中，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轧钢设备的国产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生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到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同志，对他简朴的作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学校考虑他作为清华的校长，校外活动又较多，和过去几任校长一样，准备给他相对固定一辆小车，他得知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用车时能从车队要到办公车就可以，千万不要为我配专车。” 先生患病后，依然乐观坦荡，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已卧床不起、病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把科教事业搞得更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关心着科教兴国大业。正如他的继任者，清华大学前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同志所说，高景德先生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刘豹

1923-2013

著名的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学家。我国该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1949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1954年到天津大学任教。历任天津大学教授、热工仪表教研室主任、电力及自动化系系主任、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管理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为检测技术和自动化装置学科、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青少年时代的刘豹先生既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恶行，又受到了前辈们爱国热情的影响，所以他从小立志要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1946年，刘豹先生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助教。他在切身体会到教育和科技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后，决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深造，正式开始了对自动控制原理的研究。正当他准备攻读博士学位时，新中国成立了。刘豹先生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于1950年2月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激情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同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任教。在美国留学的这段时期对刘豹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那里学习了二次大战后刚刚公开讲授的“自动控制原理”等崭新的课程，并对系统动态模型的建立深感兴趣，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BaldwinCo．当工程师的经历，又使他对此获得了大量实践知识。

回国后，刘豹以祖国需要为己任，对分配的工作不挑不拣，埋头苦干，表现了知识分子甘为祖国奉献的高尚品德。在大连海军学校任职期间，他白天奔忙劳碌筹划建立实验室；夜晚挑灯疾书编写整套教科书。3年时间中培养了一大批学员和青年教师，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成了海军工程的领导和科技骨干。

“先生的严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身体力行的。他不停地研究，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才能跟上。行动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远比你说什么要深刻得多。”教育只有落实到每个细节和步骤上，才能够算是言传身教。刘豹先生总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默默地感染和教育着周围的人，精益求精，是刘豹先生的做事准则。

如果说“严”是刘豹先生的做事态度，那么“亲”则是他待人接物的人文情怀。面对重要的国际会议，他鼓励学生主动与学者交谈；面对学生家庭困难，他主动为学生提供住所；面对前来提问的学生，总是面带笑容，轻声细语，谆谆善诱，耐心讲解……他想将一切最好的都留给他的学生、都献给他的祖国。这些对于先生的美好印象都深深扎根于贺国光教授心中。

贺国光教授回忆道，先生家中悬挂着两幅字画。其中一幅《宇宙大观楼》出自其父刘海粟先生之手，表明治学要做到“宇宙大观”，既要有高度，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幅字画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正是他这一生的生动写照。宠，作为科学巨人，他只是潜心科研，不断深入研究，创造科学价值；辱，文革期间，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并没有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治学仍在继续，研究不断推进。淡然处之，一笑置之，不过因“爱国奉献”四字，已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直至退休，他仍然工作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博士生论文答辩完成。辉煌灿烂的一生，先生始终保持着工作上的纯粹与生活中的祥和。

吴咏诗

1927-2016

我国当代著名的电子科学家、教育家。1952-1960年在天津大学电力系，先后担任系务助理和发电教研室副主任。1960年协助陈荫谷教授创建无线电系并任教。1983-1993年，先后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在中国率先提出"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式和国际化"的办学指导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天津大学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吴咏诗的“前瞻”眼光，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如今的中国，年轻人30多岁甚至20多岁就当上教授在高校已不算新鲜。但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常务副校长钟登华看来，20多年前这样的事足可以引起全国轰动。“我29岁就当上副教授，31岁就当上教授了！”1963年出生的钟登华连自己都觉得这样的速度有些“不可思议”。1988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时，他的“人生规划”是：50岁左右当上副教授，退休前当上教授。系里很多很牛的老师，快退休了都还是副教授。

无论是评副教授还是教授，钟登华都得益于吴咏诗力推的“破格”之举。1992年，和钟登华一批获得“破格”提升的大约有10人。如今这批人在全国的各个科研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天津大学的李永丹和王成山两位教授也是同期“破格”政策的受益者。

年纪轻轻就有了“教授”职称，让当时31岁的李永丹觉得自己“一下就上到一个新平台”。在王成山看来，在教授极少、博导稀缺的年代，这样的政策是“逼着你快速成长”。

除了职称的“破格”，让他们感慨的还有房子问题。

“吴校长那会儿出了一个政策，对博士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都分给‘两室一厅’的房子。”王成山说，许多老系主任都还住在“筒子楼”里，就给30来岁刚留校的年轻博士分“两室一厅”的房子，这让他在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颠覆传统概念，给年轻人机会，吴校长的这种选择需要的不仅是眼光，也需要极大的改革的魄力。”王成山至今还记得自己申请房子钥匙时，学校房管处处长那副“180个不情愿”的样子。

“我去英国招聘，那些留学生就愿意到天大来。为什么？天大有房子啊。”时任天大人事处处长的苏全忠说。

“正是这样的‘超常规’举措，为天津大学的发展留住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让高校当时因为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得到了改善。”钟登华说，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氛围”，让青年感觉“到了年轻人该起来的时代了”。

“敢为天下先”是吴咏诗昔日的同事、学生提起他时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

1990年前后，有电视台采访吴咏诗时问：天津大学大胆地给有成就的教师以物质上的鼓励，怕不怕有人扣“物质刺激”的帽子？怕不怕有人愤愤不平，惹起麻烦？吴咏诗微微一笑答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这种意见。”

常辽华还记得，有一次拜访吴校长时，吴校长讲了自己经历的一件改革往事。当时老师们的工资很低，吴校长决定，校长的津贴和博导一样，副校长的津贴比博导要低一点。这个方案在教务委员会讨论时，遭到了老师们的反对。大家觉得，校长要管全校的工作，博导只管那几个学生，校长怎么能拿的跟博导一样呢，主动要求把校长的津贴加上去。“当时吴校长说，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感激——很少见的，老师给干部提工资。”

尽管破格提了这么多年轻人，但直到退休，吴咏诗自己其实连“博导”都不是。“他根本就不去参评。”钟登华说，不仅不是博导，他当校长后甚至连自己的科研都放弃了。在吴咏诗的女儿吴玫看来，父亲当校长的时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把天津大学办好”这件事上去了，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这是一种选择，他不是为他自己。”

在当校长前，吴咏诗在电子信息领域里的研究非常出色，他曾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访问学者去美国访学。当时就与他有过合作的龚克说：“当时他搞的是微波集成电路。微波今天仍然是集成电路设计的难点。”龚克说，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与国外差距还很大，他就开始研究这个领域，真是站得高、抓得准。对当今的大学校长们富于启示的一点是，吴咏诗亲身示范了在治学与治校之间的选择：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但当更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使命到来，他专心去当校长。天大原校长助理武星说，自己从这一点深深感受到吴校长的无私。

吴咏诗校长对终身学习有过很多论述，是我国“终生学习”思想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没有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本身。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就曾经提出，高校要办好高层次的继续教育，适应未来我国发展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吴咏诗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生学习会议”，他向大会提交了介绍中国终生学习情况的论文。1995年，他发表《终生学习—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重大发展》。明确提出终生学习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与其说它是一种教育概念，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国发展终生学习提出了建议。他明确提出终生学习的发展是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一个重要方向。

人们依然记得吴咏诗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尽管离开讲台多年，他长期被视为天大讲课最好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费明歧形容，“听吴老师讲课，感觉就像在聆听一场交响乐”。

梁维燕

1929-2018

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曾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37年。曾任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他主持研制的长江葛洲坝125MW水电机组获国家优质金奖，葛洲坝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主持制造的600MW汽轮发电机组获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一等奖。

与电结缘

1941年，12岁的他即将入中学读书，这时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当时正值日本人侵占北京，公立中学每周有七堂日语,一堂英语；而私立中学则正好相反。在梁维燕的心中，爱国情结根深蒂固，他不愿去学习敌人的语言，因此毅然考入了私立学校——辅仁大学附中。

中学时的他除刻苦学习外，还有许多业余爱好，大多是与“电”有关。晚年，谈起与“电”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梁总仍记忆犹新：在初中二年级时，梁维燕的同学韩铸文喜爱玩无线电，他带领着大家一同看书、组装矿石收音机和真空三极管收音机。韩铸文找讲义资料，梁维燕负责誊写、印刷。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还成立了“课余无线电研究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组装收音机，后来又搞起无线电发射机。至于所需器材、零件，梁维燕需要大清早骑自行车到天桥的黑市上买。后来，他们兴趣小组的成员都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络，并且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码，玩得不亦乐乎。从那时起,梁维燕就对“电”这新鲜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梁维燕于1947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自此他与“电” 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水电科研

1951年，天津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生只有23人，除1人因病无法服从分配，其余22名同学全部服从分配，年轻的学子们义无反顾地来到陌生的东北大地。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沈阳变压器厂的部分职工带着设备北迁哈尔滨组建东北电工局第四厂,后经全国支援建设成为现在的哈尔滨电机厂。1951年的北洋大学毕业生有三人被分配到了电工四厂，梁维燕便是其中之一，从1951年8月24日到2015年5月退休，他在新中国发电设备基地上一干就是65年。

进厂后，梁维燕便一头扎进加工装配车间，整天穿着工作服，高腰翻毛皮鞋，和工人混在一起。刚刚进厂不久，年轻的梁维燕便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80千瓦立式水轮发电机组的总装试验工作。谈及当年的情景，梁维燕回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 把四川下硐水电厂给炸毁了，周恩来总理要求东北电工局尽快将其修复，在老工人和归国工程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战斗姿态来设计制造800千瓦水电机组，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他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工作岗位上默默挥洒着自己的汗水与青春，对此，梁老感触颇深：“建国初期，我们接受的教育理念是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今我仍认为这十分重要。社会要求我们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我的青春是在车间的工作实践中和探索研究中度过的，这段经历使我增长了很多知识，我感到非常充实。”

端正宽和

2015年5月，他正式从集团退休后，找他办事的人不少，有的人甚至明确告诉他只要肯参股某公司，可以得到固定股份分红，梁老都婉言拒绝。还有人拜托他办些不符合规范的事，他也不介入，注重保持晚节。但是当哈市老科协组织聘任他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希望他支持协会工作时，他却欣然同意。前年十月，哈电机厂要筹建国家级试验基地，请他主持提方案、出谋划策，他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去年他主持了哈电国家实验基地鉴定审查工作，多位院士参加。“哈电机公司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他的女儿梁坤说：“公家的事，他都乐意干，从不推却。”

梁维燕先生在哈尔滨电机厂担任总工程师阶段，当时他的第一助手和常务副总工程师郑时刚同志曾亲自给我讲了一个葛洲坝机组荣获金奖时评奖的故事。当时，梁总把任务交给郑副总主办，让他根据在设计制造该机组时各部门贡献的大小，合理分配名额，并特别强调要多方调研。但梁总首先声明他不要奖，他倡议副总师以上的都不要参与评奖，所以，葛洲坝机组最终获奖人员都来自各专业的基层，而功劳最大的科技领军人物梁维燕没有得奖牌和奖金。这就是梁维燕院士的一贯作风。

梁老为人处事非常低调，他的人品有口皆碑。夫人先逝后，由孩子们照顾他，孩子们的孝顺让他很满足。几年前，我曾试探问他：“梁总，你看是不是应该雇个保姆照顾你？”他笑了笑说：“孩子们轮流照顾我，很好，我还能自立一些，就不想用保姆了”。有人向他请教家庭教育问题，他想了想说出了16个字：“勤学敬业、自强做事、慈孝亲善、正直为人”。事实上，这四句话不仅是他的家教原则，更是他为人、处事、立业的准则。